普洱茶的前生今世

普洱茶以其历史上的集散地——普洱县命名。唐朝时普洱名为“步日”，属银生节度（今思茅和西双版纳一带），银生茶是为普洱茶的前身。清代阮福在《普洱茶记》中记载：“西蕃之用普茶，已自唐时”。唐朝的普洱茶，已经销往四面八方。

 宋朝时，除了进行川滇藏茶马交易外，大理国还派使臣到广西以普洱茶与宋朝静江军作茶马交易。运至中原和江南一带的普洱茶，是上乘的“紧团茶”，又称“圆茶”。

元朝时称普洱为“普茶”，当代饮用普洱的人被称为“普茶客”，也是由此而来的典故。元朝时的普洱茶已成为市场交易的重要商品。

“普洱茶”这一名词是由民间茶叶交易而形成，正式载入史书则在明代。明代至清代中期是普洱茶的鼎盛时期，作为贡茶，很受朝廷赞赏，便极大地促进了普洱茶的发展。解放后，清朝遗留下的两个普洱贡茶被发现，一个留在故宫，另一个被送至杭州中国茶叶研究所保存。普茶客的“金瓜贡茶”茶品，即是摹清廷贡茶的原料、制法、形状而成。

明朝时期以普洱为中心向外辐射六条茶马古道，将普洱茶行销至中国本土、西藏、越南、缅甸、泰国等地，并转运到港澳、东南亚，甚至欧洲。此时，以“六大茶山”为主的西双版纳茶区，年产干茶8万担，达历史最高水平。

光绪二十三年（公元1897年）以后，法国、英国先后在思茅设立海关，增加了普洱茶的出口远销，茶马古道随之兴旺，现今还有思茅卡房高酒房茶马古道，1.5米宽，断续数公里：有思茅三冢村外茶马古道、那柯里茶马古道，断续30公里；普洱茶庵塘茶马古道，残存12.5公里，石上马蹄印，记录下了当年运茶马帮的历史。

 《云南通志》、《普洱府志》和《大清一统志》都有“蛮民杂居，以茶为市，仰食茶山”的记载。从道光年间到光绪初年，普洱茶的产销盛极一时，商贾云集普洱，市场繁荣，国内每年都有千余名藏族商人到此买茶。印度、缅甸、锡兰、暹罗、柬埔寨、安南等东南亚、南亚的商人也前来普洱做茶叶生意。每年有5万多匹骡马牛帮商队奔走在千山万水之间，马铃牛梆之声，终年不绝于耳。

清朝后期，由于苛捐杂税太重，普洱茶开始出现衰落。到清朝末年，茶税更重。官府设置茶官，控制茶叶贸易，收取茶税。随后又开“洋关”，增收“落地厘金”，每l两银价值的茶叶加收2分茶税。茶农不堪重赋，便弃茶另谋他业，马帮也改走他途。六大茶山连遭火患，茶树焚毁，疾病流行，植茶之农，死亡甚伙，致茶产锐减过半，六大茶山逐渐萧条，西双版纳的茶叶生产受到严重破坏，产量由年产8万担减至5万担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，政府采取多项措施，大力发展普洱茶的生产，相继在各县成立茶叶公司，在各茶区设立茶叶收购站，提高茶叶收购价格，建立茶叶科研机构，用科学理论指导茶农生产管理，积极改造老茶园，创建新茶区，茶叶产量逐年提高。到1952年，西双版纳州共发展新茶园 32000亩，改变了古老茶区的布局，增加单位面积产量，提高茶叶的内在品质，为进一步发展普洱茶的生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